2006年4月17日到20日，作为美国国家《身体活动与健康医学总监报告》发表10周年的纪念活动，首届“国际身体活动与公众健康大会”在美国亚特兰大召开。来自全球44个国家的900余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美国现任国家医学总监（Surgeon General）Richard H Carmona 中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慢病预防和健康教育中心主任Janet L Collins 博士、营养与身体活动部主任William H Dietz博士等到会并讲话，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Julie L Gerberding博士在开幕式上致词。
      1996年26届奥运会前夕，美国政府发布了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美国体质与运动总统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on Physical Fitness and Sports）共同起草的题为《身体活动与健康医学总监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缺少身体活动是美国人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健康的因素，而规律和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是健康生活方式的关键组成部分，有助于降低发生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结肠癌等疾病的风险。报告发表10年来，有关身体活动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广泛开展，身体活动水平的干预也成为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工作内容。在生活方式因素影响人类健康的认识上，《报告》所揭示的内容被誉为继膳食和吸烟之后的又一里程碑。
      大会以回顾《报告》发表10年来有关科学研究、健康促进、干预和公共卫生决策的进展为主要内容，围绕全球身体活动促进、身体活动与公共卫生、发展有效传播策略、跨学科政策研究、循证决策、调查策略变革、遗传背景与身体活动、《报告》的历史作用、身体活动与环境建设、企业在促进身体活动中的作用、媒体与公共卫生、学校体育教育、残疾人身体活动问题、健康评估、心理与行为、身体活动水平监测装置、身体活动干预中的社区环境建设、政府合作、国际协作、理论与实践结合、文化差异、多方合作、大型公共活动利用等问题进行了多层次的交流。共有5个大会主题报告、68个专题研讨和约250篇墙报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交流。
      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知名教授在大会上做了主题报告。
      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副教授I-Min Lee 博士作了题为“身体活动的剂量反应”的报告。她围绕《报告》发表以后，许多学者根据一些新的研究结果，对《报告》中在有益健康的身体活动剂量上的认识进行了讨论。包括：（1）运动强度，特别是步行；（2）身体活动模式，包括运动的累积效应；（3）运动持续时间。她指出：这些争议所根据的研究数据存在一些设计和方法上的不可比性。首先，身体活动数据采用的测量方法存在着差异，而目前尚无法将不同研究的度量“单位”统一起来。其次，对照组的选择在不同研究中也存在着身体活动水平的差异；而且对照组还有不同身体活动内容的混杂，例如当比较试验组的步行效应时，两组之间的大强度身体活动水平也不同，所以不同研究观察到的步行效应差异并不能除外大强度身体活动的影响。第三，不同研究对于运动剂量的分割区间不同，这使得对现有研究进行合并和META分析时，忽略了这些研究之间不同质的问题。《报告》所依据的研究主要计算身体活动总能量消耗与各种健康效益的关联，近些年来一些有关步行的研究都揭示了其剂量增加伴随着有益健康效应的增加，但是目前还没有就这一效应的最低剂量做出结论。另一方面，现有证据还表明不同健康目标的剂量效应关系和所强调的运动内容可能不同。维持体重需要达到一个总的身体活动能量消耗值，因此有关身体活动的一些指南提出了维持体重需要60到90分钟/日的不同推荐剂量。不过如以降低各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为目标，现有证据表明30分钟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对于体重正常或是肥胖者都有效果。虽然从趋势上看少于30分钟的身体活动也有正面影响，但是否更低的剂量也有效目前还无法做出结论。关于运动频度，一些研究显示运动累积效应的存在，特别值得指出，有研究观察到为了弥补工作日身体活动的不足，周末较多的身体活动也具有正面的健康效益。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内容包括：（1）不同健康目标的剂量效应曲线；（2）可以起到促进健康效应的最小运动强度、频度和持续时间阈值；（3）在达到推荐量以后，再增加运动强度、频度和持续时间，其促进健康效应的剂量反应关系。
      来自芬兰的英国健康促进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Ilkka Vuori教授做了题为“身体活动的累积效应”的主题报告。 他认为：相对于持续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报告》所指身体活动的累积效应为间断地、每次持续8-10分钟的运动对健康和疾病风险的影响。尽管当时有一些研究证据，但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证实，《报告》实际上基于这样一些假设：（1）提倡身体活动的累积可以提高依从性；（2）对于久坐少动的公众，少量的身体活动也有有益影响；（3）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积达到30分钟，其效应相当于持续30分钟的身体活动，即“累积”的建议。
      现有的证据对上述假设进行验证仍有很大难度，包括科学上对运动促进健康、防治疾病机制及其剂量反应关系还没有彻底的认识；个体运动反应的差异和对运动的适应性变化、研究设计和各种混杂因素的影响增加数据解释的复杂性，而身体活动对慢性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受观察和试验时间的限制，中间过程标志物与疾病或死亡结局的关联度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目前可供分析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数量有限的情况下，结论也只能是初步的。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Adrian Bauman教授的主题报告题目是：“身体活动水平的测量技术”。常见身体活动水平测量方法包括能量消耗、体成分、体质、行为观察、机械和电子装置监测、问卷调查（自报、访谈）、间接观察（如设备使用率）、职业分类、参与的运动项目等。这些测量方法的准确性与使用简便性相反。 不同工具使用范围有差异，误差范围也有不同，目前测量技术的共同特点是系统误差大于随机误差，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重要的是保持同一工具前后不同测量的一致性（重复性）。不同问卷的比较研究可见，间隔一天的重复性均可以接受，其中步行和大强度身体活动的重复性较好；但是相对于加速仪和活动记录，这些问卷都会不同程度地丢失某些身体活动信息，其中长问卷丢失的信息量相对少；对于问卷重复性，更高的要求反映在不同月份和季节的重复性；由于问卷设计的思路不同，不同问卷之间的一致性较差。近年来，各种测量身体活动水平的技术进步很快，如计步器和加速仪；需要注意的是应适度应用这些技术，使用恰当的仪器、在适宜的对象中、测量相应的身体活动；各种仪器在个体应用的目的和价值相对明确，而就公众而言，由于各种测量技术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应避免滥用这些仪器测量，更应注意合理解释有关数据；在公众观察中，不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都需要统一测量工具。从使用不同工具测量的各国公众身体活动水平的变化可见，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多数发达国家公众都呈上升的趋势，而进入21世纪2000年以来，普遍呈下降的趋势。由于工具不同对各国数据比较的限制，1998以来，一些学者发展了两种问卷，IPAQ（国际身体活动长问卷）和GPAQ（国际身体活动短问卷），以采用统一工具后进行国家间的比较。这两个问卷已在一些国家应用或验证。Adrian Bauman教授认为：（1）公共卫生领域身体活动测量涉及的研究和实践范围都很广，目前尚处于发展阶段；（2）公共卫生工作需要掌握公众身体活动的变化趋势；（3）公共卫生工作测量身体活动需要有效可靠的工具；（3）跨国的身体活动调查还处于起步阶段，其调查方法对自报问卷有更高的要求；（4）高质量的身体活动测量工具将提高流行病学研究的水平；（5）技术革新将不断提出新的测量指标，也将对公共卫生工作中促进公众身体活动的工作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美国Association of State and Territorial 慢性病项目主任Fran Wheeler 博士回顾了《报告》对身体活动促进政策的影响。 Wheeler博士分析了10年来身体活动促进政策的变化，她强调公共卫生工作应更多的着眼于上游：即影响大众身体活动水平的公共卫生政策，以及社会、公共事业及医疗服务环境。可以看到，身体活动的干预正在从针对个体（下游）身体活动不足转向有关政策和环境。10年来，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及研究部门等不同组织都在不同层面上组织实施了大量干预项目。在这些工作中，医疗服务、体育运动、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地方政府、工商企业、非政府组织、专业团体和志愿组织等各有关机构和组织之间的合作也得到了加强。各种培训课程培养了许多身体活动指导员和健康教育人员，所有这些变化都直接或间接与《报告》的影响有关。尽管目前有关身体活动促进的各种项目和活动达到了空前的历史水平，但是各方面的数据显示公众的身体活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改善水平。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改进措施也还有待探索。Wheeler 博士最后指出：在很多有关身体活动干预科学问题尚未得到最后结论的情况下，公共卫生工作不能等待所有学术争议都得到解决，而应该根据现有证据提供的信息立即开始行动。
      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James F Sallis 博士以“身体活动与公共卫生的未来”为题作了报告。 Sallis博士回顾了《报告》发表10年以来公共卫生领域各个方面取得的成果。2000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投入了8000万美元用于身体活动方面的健康促进，2003年以来为社区提供了5000万美元用于肥胖、糖尿病和哮喘的预防；在美国犹他州，房地产开发商兴建了一个健康住宅小区，从设计上体现了身体活动促进健康的理念，居民在步行距离内可以享受各种配套服务设施；电子游戏开发商也推出了运动与娱乐结合的游戏节目。Sallis博士同时总结了公共卫生在促进身体活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挪威项目特别强调了环境和政策，美国没有类似的国家项目；工作队伍方面，虽然美国国家疾控中心有一个拥有26人的、从事促进身体活动的专门机构，但是各州政府却只有一个工作人员；与欧洲一些国家比，美国公共事业用于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投入不足；科学投入，1996年与2005年相比，NIH对于身体活动与运动的项目投入仅增加了7.4%，而同期用于酒精研究的投入增加了25.7%；工商业，大量的投入用于促使人们减少身体活动的汽车、以及为健康人代步的电动装置的开发；媒体宣传，不利于运动的广告投入更多，各种汽车、高能量食品等广告充斥于电视等各种媒体。2004年广告费用总额超过600亿美元，同年与运动有关产品的广告费用仅5亿美元；2002年由美国政府启动、CDC执行，以媒体为核心、针对9-13岁儿童进行身体活动促进的健康宣传项目，第一年投入了1.25亿美元，效果评估确认其有效对抗了商业广告导致的久坐少动生活方式的不良影响，但是第二年这一项目却停止了。Sallis博士认为：面向未来，人类面临两条路。 黑暗之路（Low road）：即有关身体活动的研究成果很多，但用于实践的却很少，我们一直在这条路上走着，各种慢性疾病正在越来越凶猛地蚕食着人类的健康。光明之路（High road）：挪威教育部决定所有学校必须保证每天一节体育课；哥达黎斯加总统承诺将5%的卫生预算用于疾病预防（美国只有不足1%）；25年前，美国Portland和Oregon州就已经规定人行道用地的优先权，Colorado州将彩票收入用于健身设施的修建；拉美国家全民投入Agita Mundo（全民运动）活动；澳大利亚总理带头参与身体活动干预项目；日本通过增加教师以及教师的培训、提供时间和设备以提高体育课的质量。Sallis博士最后建议促进公众身体活动工作应借鉴控烟干预中的经验，即：（1）个人责任与环境改变相结合；（2）依照循证干预证据；（3）整合各方面资源；（4）打好基础，合纵连横；（5）动员媒体和政治领袖；（6）适量投入、高效使用。
      应本次大会主席、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Harold W. (Bill) Kohl 博士邀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高级顾问陈春明教授、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群体处杨光宇副处长、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李可基教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王梅研究员、国际生命科学会中国办事处副主任赵文华研究员、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助理研究员杨正雄等参加了大会。
      本次会议所交流的学术信息及有关国家的经验，对我国身体活动与健康的研究以及慢性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李可基 赵文华 综述，陈春明审校）